《圓明園》的三突破

  由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出品、張廣天編劇導演的《圓明園》于7月14日在北京公演了。就象所有張廣天的舞臺作品一樣,我們很難把它歸入某種固有的門類藝術中。話劇?戲劇?舞臺劇?似乎已有的一切名稱都不能準確地表達這種強有力的新形式。在公演前的媒體文章中,人們注意到,被最頻繁使用的一個詞是,“公眾行為”。盡管這個詞不是對藝術門類和藝術形式的定位,但看過演出的觀眾,都深刻地感受到,舞臺已經不復存在,或者說,舞臺已經遠遠不夠承載《圓明園》一劇的思想和審美活動了。
  《圓明園》說了什么?
  《圓明園》說了什么?一句話,就是在發展的浪潮中,環境、資源和生態的危機已向我們迫近,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求又促使我們反思這對矛盾。張廣天以圓明園為象征,把我國在一個半世紀里的興衰歷史和各類問題濃縮在圓明園的遭遇上,同時又把圓明園上升到民族精神樂園的高度——圓明園興,則民族興;圓明園亡,則民族亡。類似英國詩人彌爾頓的《失樂園》和《復樂園》。
  在該劇中,圓明園不再是民族屈辱的標記,而是被他置換成夢想的符號。就象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說的:“如果理性藝術的杰出代表是帕臺農神廟,那想象藝術的典型就是圓明園。”也正如儒家正統的解釋一樣,圓明,就是體圓光明的意思,就是周正而明亮的心靈。因此,在劇中,當圓明園每一次遭受不幸時,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珍寶和建筑的毀滅,而是靈魂被一次次扼殺,精神被一次次洗劫。
  當圓明園在經受了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以及歷史滄桑和賊寇強盜的擄掠后,2005年防滲貼膜事件再一次把圓明園推進了發展中困惑的人民視野。貼膜,是否要隔斷圓明園和自然山水的聯系?這個問題,在去年現實生活的討論中指向了生態和制度的層面,而在舞臺上則被放大、被升級到“生存還是死亡”的靈魂拷問。
  發展和環境的矛盾,問出了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如何可持續發展,又問出了我們究竟要過怎樣的生活的價值觀的問題。張廣天的回答是:“人心里失掉了這個園子的位置,到哪里、到什么時候都休想建起來!”圓明的夢想,是我們千古的魂魄;正如《紅樓夢》中的金玉沖突,是選擇“金”、還是選擇“玉”?還是今天我們在和諧社會的主題里最終可達成“金玉良緣”的美好愿望?
  這就是《圓明園》一劇想要表達的。
  思想的突破


  《圓明園》一劇,集中談了當今日趨嚴重的環境生態問題,并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重建民族精神,復興體圓光明的價值觀。因此,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現代戲劇,也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環保戲劇。它在創作上實現了思想的大突破。
  一、把文化反思和環境文化結合到一起
  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兩大基本國策,而在具體實行中卻出現了諸多困難。這類困難,在執行者和專家學者的眼里,更多的是技術層面的分析和操作層面的批判;而在作為前衛藝術家身份的張廣天眼里,卻是一個文化問題。文化問題牽涉到思想領域的大討論,思想的沖突歸根結底產生了立場和決策的沖突。我們究竟是把這兩項基本國策當作唯GDP發展的補救措施,還是把它們當作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前者和后者的不同,反映出來的,的確不只是一般的傾向性問題,而直接地就是一個信仰的問題。
  在劇中,張廣天說:“一會兒以階級斗爭為中心,一會兒又以GDP為中心,我們中國就好象一張烙餅,這面烤糊了翻那面,但究竟什么時候真正以人為中心?”
  如果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全面發展觀,那么,唯GDP論的所謂“理性的”邏輯便不攻自破。
  二、做出了重建民族精神的初步嘗試
  我們是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和豐富思想資源的民族大家庭,但在新時期,在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的進程中,重塑當代民族精神,成了我們不可回避的當務之急。一方面,我們不能簡單地回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功利主義中去,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放棄自身的民族特點消融在單一的“全球化”浪潮里。中華民族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必須對世界有所貢獻,才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敗之地。
  張廣天的戲劇實踐,從《切?格瓦拉》的革命反思,到《圣人孔子》的文化反思,再到《圓明園》的精神反思,逐漸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在劇中,有歌唱道:“圓明,你是我的神明,身正心亮是中國的姓名。一個國號更是一種夢境,你引領我生長引領我前行。”這段在抒情的氣氛中鋪陳出來的歌詞描述了現代中國人的偉大思想。從民族中國到文化中國再到精神中國,我們看見了發展中的人民的和諧思想。張廣天曾撰文寫道:“中國中國,是心里的中正之國,而不是中央帝國。”“也許黑發黃膚烏睛幾代不變,但信直的靈魂丟失了,你就不配稱做中國人;而書寫字母拼音哪怕沒有文字的碧眼金發高鼻,如果他有著一顆義人的純真之心,就理所當然是我中國一族。黃河長江可以是中國,高山雪域也可以是中國。給我一片土地,讓我以中正之心書方正之字,并做剛正之人,我就有一個中國!”
  這個思想,強有力地粉碎了“中國威脅論”,明確地告訴世界,發展中日趨強大的中國不是做著準備恢復“中央帝國”之夢的民族主義中國,而是一個希望實現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的理想主義的中國。
  在《圓明園》一劇中,這個思想表現得尤為突出。
  藝術的突破


  因為張廣天的戲劇藝術不同于現今流行的一般文藝現象,它是以嚴肅思考為出發點的思想家的藝術,所以,這就決定了張廣天的藝術面貌必然是前衛的和革命性的姿態。
  一、后先鋒時代的材料革命
  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先鋒藝術和實驗藝術,基本還停留在改變敘事風格、淡化意識形態的基礎層面,而張廣天的戲劇已經上升到對傳統材料的革命。所謂戲劇的傳統材料,就是舞臺、劇本和演員。張廣天把這三大材料擴展到空間、文本和行為主體,并不斷把音樂、舞蹈、思想辯論、公眾行為開發成新的戲劇材料,并嫻熟地運用到《圓明園》的演出中,使審美活動再也不是一般意義的觀賞活動,而是一個觀演關系消滅的共同行為。他把臺上藝術逐漸帶領到臺下,通過突發事件的碰撞,讓參與者身臨其境。在《圓明園》的第二幕中,100多人突然闖進300人的觀眾席,和主要演員一起完成關于環境問題、文化問題和信仰問題的大辯論,使得環境文化深入人心,讓坐者不安、立者不寧,頗有立即行動起來的沖動。另外,每天演出后的觀眾與主創的激辯會議,似乎為該劇延伸出未寫的第五幕。
  觀者再也無法事不關己,再也無法危襟正坐,他們在經受拷問和給予獨立自主的表達空間后,獲得了藝術主人的地位。我們可以想象,也許《圓明園》在東方先鋒劇場的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演出,只不過是整個演出的序幕,真正的演出正在被無限伸展到生活和現實的巨大空間里。我相信,大家對2000年在人藝小劇場演出的《切?格瓦拉》一定記憶猶新,該劇帶來的思想沖擊,在很大程度上敲響了貧富沖突的警世鐘,戲劇演出之后的理性討論反而緩和了身邊非理性的社會沖突。
  因此,說張廣天是先鋒藝術是錯誤的,他是后先鋒,先鋒之后。他的藝術成就,代表了這個新時代我國文藝的最尖銳的鋒芒。
  二、從人物事件沖突到一切沖突
  傳統戲劇的正題、反題、合題構成了發生、發展、高潮和解決這樣一種機械的模式。所謂無戲不沖突。而我們往往習慣于人物和事件的沖突,并不敢想象沖突存在于演出的一切地方。比如,在張廣天的戲劇中,我們看見了音樂和沒有音樂的沖突,形式和沒有形式的沖突,白色和黑色的沖突,光和暗的沖突,演者和觀者的沖突,等等。他將傳統現實主義和傳統現代主義的一般沖突發展到無限沖突。在今天,電腦和電視深入千家萬戶的年月,人們怎么能想象在一個千人的大劇場里用望遠鏡看沒有拍攝下來的《大長今》?如果話劇藝術不能適合新時代觀眾的需要,永遠停留在故事會的水平上,并自命清高地把這類前工業化時代的欣賞方式稱做為“高雅藝術”,還要強烈要求政府和宣傳部門以重金“保護”、“支持”,那么,群眾否定它的日子就不遠了。
  張廣天把電視、電影中和一般娛樂活動中看不到的新奇帶給了你,他的泛沖突化戲劇理論正在給這個門類的藝術注射新鮮血液。環境文化的當務之急被帶到劇場,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合作的突破
  一、以民意為主導的服務型宣傳
  有觀眾評論說:“環境文化促進會選擇了張廣天這樣的激進自由作家來導《圓明園》,是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在保護環境方面的真心實意?”實際,這樣的選擇并不是一個側面,而是有策劃有目的的主導行為的全部。按張廣天的說法:“單從藝術形式一個方面來說,有多少專業的文藝團體敢選擇我來導這樣一部戲?環境文化促進會并不是一個專業文藝團體,但它做了比專業文藝團體更專業的實驗性工作。”
  我們以往的宣傳方式,總是領導的思想,群眾的意見和藝術家的方法,基本上是灌輸式的宣傳,往往政府化一千萬做戲,政府再掏一千萬請人看戲。這種模式不但耗資巨大,而且效果適得其反。環境文化促進會此次的動作,可以說是一大發明。不是從文件出發,而是從民意出發,從自由作家中尋找民意的代言人,選擇與政策的契合點,以他獨立自我的觀點為引導,在充分體現民意的基礎上完成基本國策的宣傳。這樣,票房好了,宣傳目的也達到了,政府不用再化錢養著文藝團體了,充分體現了“執政為民”的親民作風。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府耗巨資灌輸式宣傳,如果不是有違民意,也至少是自信心不足。我們是人民做主的國家,是根據人民群眾的物質精神需求來決策的,因此,宣傳工作從指導性轉向服務性,也不失為一種嘗試。
  二、以當代藝術為載體體現先進思想
  內容決定形式,思想決定載體。既然新時代的方針決策代表了新時代發展的潮流,這就無形中決定了我們的宣傳工作必須改掉以往一塵不變的框子。現實主義藝術形式更適合革命斗爭年代,而在服務型執政時期,新的文藝元素,新的文化成果應該有效地及時地與我們的宣傳工作合為一體。以前,在革命年代,在地下斗爭的歲月里,左翼文藝工作者的文藝形式一直是代表著年輕人最激進的時尚,這個經驗值得我們今天好好借鑒。如果我們在審美活動方面的情趣與人民群眾疏遠了,那么,我們在執政的魅力指數方面也會受到影響。
  環境文化促進會選擇張廣天的后先鋒話語體系來體現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是個成功的有典型意義的范例。我們不能老是處在被動地位,抵觸世界各國的現代和后現代藝術的最新成就,老是把這么好的方法拱手相讓,我們應該積極主動地利用和引導這樣的方式來為人民服務,拉近執政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徹底屏棄官僚主義文藝的老舊氣息,在新時代跟上形式,體現我們宣傳工作的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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