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快推進黨內民主的幾點意見

  在需要黨的十七大解決的若干重大課題中,黨內民主無疑是一個難以繞過的問題。黨內民主的狀況,既直接影響黨自身的活力,又直接決定著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同時是進一步深化其他各方面改革的關鍵。我以為,利用黨的十七大給予我們的難得歷史時機,加快推進黨內民主,對于黨取信于民,提高黨的權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進而推動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更好更快地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故此,特就加快發展黨內民主提出如下意見和建議,供參考。
  一、發展黨內民主的急迫性
  發展黨內民主,時不我待。社會上頻頻發生的針對地方黨組織的群體性事件,黨內外出現的各種矛盾和不和諧,干部中的腐敗現象越來越向深、廣、高的層面蔓延,都從不同角度傳遞給我們一個共同的信息:黨內民主問題成了一個越來越急迫地需要解決的問題。
  人們對黨內民主表現出很高的期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在市場經濟推動下,公眾的民主意識正在以不可逆轉的勢頭發展起來,這必然大大提高人們對執政黨的希冀和要求。我們應該帶著足夠的危機感來看待這種局面。最近錦濤同志特別強調增強憂患意識,我以為是非常適時的。在發展黨內民主問題上,更應當有憂患意識。我們黨的黨內民主,近年來雖有顯著進步,但和時代發展的要求相比,甚至和社會民主的發展相比,都有不少差距。社會上已經有“黨內民主滯后于社會民主”的說法,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人們對黨內民主發展狀況的不滿。我們是唯一的執政黨。執政黨的黨內民主,對于社會民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人們發現,執政黨自身的民主總是落在社會民主的后面、難以帶動社會民主,他們最終會因失望而放棄對執政黨的支持。蘇共失去執政地位,本質原因在于此。
  有人錯誤地理解“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認為這意味著社會民主應當緩行。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只要允許人們追求自己的正當利益,民主意識也就有了生長的土壤,就會難以遏制地發展起來。這種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擺在我們黨面前的選擇,不是要不要發展黨內民主,也不是黨內民主搞得快一些還是慢一些的問題,而是如何使黨內民主跟上社會民主發展的步伐,與社會民主發展的要求同步,才能為社會民主起示范作用,從而帶動社會民主。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各種各樣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但是,由于黨的基本路線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經濟快速發展,人民得到實惠,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的發展,離開了共產黨不行。這表明,我們黨的執政有很強的合法性,人民是認同的。然而,也應當清醒地看到,黨在今天得到的認同,更多地仍然靠的是經濟的發展。這種發展建立在過去人民生活水平較低、發展空間比較大的基礎上。隨著經濟增長到一定水平,發展速度減慢,這方面的優勢也會逐漸下降。如果還是像過去一樣,過分依賴經濟增長的“政績”,那么,經濟一旦不如人意,人們的認同感就會降低,就會出現合法性危機。從這個角度講,發展民主,包括發展黨內民主,就是要強化制度在增強合法性方面的獨特優勢,把人們對“事”的認同,逐步轉向對“制”的認同。
  可喜的是,近年來,對黨內民主這個事關全局的重大課題,地方和基層的一些黨組織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并取得了不少十分有價值的成果。對這種現象,我們應該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認識和把握。簡單地把他們的探索歸結為“政績驅動”,顯然是片面的。當今時代,隨著公眾利益訴求的增長,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處在和群眾打交道的第一線,處于這些矛盾的中心位置。最想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正是這些地方和基層的黨組織。因此,從主觀上說,他們的探索是自我保護意識的一種本能反映;從客觀上說,他們要解決的也正是整個黨面臨的前沿問題。在地方和基層黨組織的實踐中,包含了大量發展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內容。應當珍重他們的探索精神,滿腔熱情地支持和引導他們的創新嘗試。應當把他們在探索中取得的積極成果充分肯定下來,推動黨內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千萬不能采取漠視態度,更不能一否了之。這只會在黨內人為地加劇中央與地方和基層的矛盾,動搖中央的權威。
  這些年來,我們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同時也不能不承認,我們應有的國際形象,有很大一塊被“缺乏民主”給抵消掉了。不要說西方有悠久而成熟的、確實強于我們的民主實踐做資本,甚至不要說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在黨內民主方面顯然走到了我們前面,就是拿臺灣那種粗放而不規范的初級民主說事,我們也經常會被推到非常尷尬的境地。對準我們民主不足的軟肋下手,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拿手戰略。對此,我們毫無疑問應當針鋒相對。但是,怎么個“針鋒相對”法?我們慣用的方法,一是揭它們的瘡疤,以示“你也不怎么樣”;二是運用理論技巧,找一些對我們有利的數據,論證我們的民主其實好于西方民主;三是把其他同樣在民主問題上受到西方抨擊的國家拉來做盟友,甚至用它們對我們的贊揚,來回擊西方的批評。作為一種應對之策,這樣做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說得輕一點,這終究不能擺脫被動、挨批、窮于應付的狀況,絕非長久之計;說得重一點,恐怕有“飲鴆止渴”的味道,最終損害的還是我們自己。治本的辦法,是發展出更好的、至少和西方相比也不遜色的民主,才能從根本上全面提升我們的國際形象,使敵對勢力的攻擊失去支點。
  說發展黨內民主具有緊迫性,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是,黨內民主是防止黨內出現既得利益集團的可靠屏障。改革本質上是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黨本身也不例外。我們常說,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這是對的。但是,不少人卻把它誤讀為黨沒有利益,這就不對了。黨是有利益的。黨的最大利益,就是掌握權力,實現自己的價值目標。問題不在于爭論黨有沒有利益,而應該搞清楚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之間的關系,科學地統籌和協調各種利益。
  發展黨內民主的好處,就是能使廣大黨員都盡可能地參與到黨的利益調整中來。黨內民主搞得越好,這種調整就越公平。我們看到,在我國,隨著改革的深化,利益部門化的問題已經開始逐漸顯露,很多矛盾都是由此帶來的。當然,人們看到更多的是政府系列中的部門利益問題。其實在黨的部門中,問題也正在變得日益突出。這很容易理解,因為政府部門掌握的是物質資源,黨的部門掌握的則是政治資源、人才資源。黨內越缺乏民主,既得利益可以黑箱操作的空間越大,尋租的機會就越多,對黨自身的發展和執政地位的鞏固越不利。只有民主能遏制權力的濫用、遏制腐敗。在發展黨內民主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延誤時機,等到黨內真正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再改就難了。
  二、發展黨內民主的基本原則
  發展黨內民主,有一般性原則可循,如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堅持黨的執政地位,以及由簡而繁、循序漸進等等。這些道理不言自明,此處不作贅述。我認為,在所有的原則中,特別值得強調的原則有兩條。
  第一,把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相結合。我們不能不承認,現代意義上的所謂民主,包括民主理念、民主原則、民主制度,更多地首先是由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發明的。形象地說,它的原產地不是中國。但是,民主又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和目標。這就有一個如何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由于產自西方,很容易使人認為發展民主就是把西方的東西搬過來;由于是資產階級的發明,一主張民主,又很容易被戴上“西化”的帽子。這往往使我們走入一個怪圈:當民主的發展沒有遇到什么問題時,大家都贊同,甚至一起炒作——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民主也往往只能停留在意識形態宣傳層面,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進展;而當具體推進過程中遇到困難時,往往出現分歧,主張發展者傾向于按西方的模式來判斷方向,反對者則給民主進程扣上“自由化”、“西化”的帽子,隨意扳動民主改革的急剎車。其原因在于,我們在民主和“西方民主”之間缺乏一條界限,往往把兩者混淆在一起。因此,劃清民主和“西方民主”兩者的界限,極為重要。不照搬照抄西方政治模式,是我們發展民主的基本原則。但是,如果二者界限不清,那么,“不照搬照抄”要么只是一句空話,要么就是一把懸在改革者頭上、隨時可能掉下來的達摩克利斯劍。
  如何把民主從“西方民主”中剝離出來?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發展史,可以發現,當代西方民主制度有兩個最基本的支點。一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立足人的主體地位,以人對利益的追求為出發點,發展出一套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與之適應的民主政治體制。二是西方文化。雖然從本源上看,文化也是由經濟決定的,但是,影響文化生成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等更多更為復雜的原因。文化一旦形成,就有相對獨立性,獨立地影響著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方向和路徑。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文化的不同導致了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差異。
  這兩個支點,為我們提供了區分民主和“西方民主”的基本尺度。由市場經濟的要求而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是民主的普適性部分。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納這一部分,哪怕這些東西的西方“色彩”很明顯。而由西方文化產生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內容,則屬于“西方特色”的部分,我們最多只需要研究西方各國把民主的基本要求和它們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經驗,從中發現規律性,而無須任何模仿和效法。
  至于說到如何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又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這里不便展開。但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有些基本特點,還是顯而易見的。比如,中國人通常只接受已經中國化了的西方的文明;中國人有特別強的忍耐性,腐朽不到極點、饑餓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社會不會產生革命性變化;特別看重“大一統”,憎惡分裂行為,即特別看重“正統”、“正朔”,懷疑一切“叛逆”行為;寧可接受政治上的不平等,卻不習慣接受經濟上的不平均;天生喜歡和平,講求穩定;缺乏法治、民主、平等的公民意識;等等。這些特點意味著,我們似乎應當找一條把中央集權與民主政治有機結合在一起的道路。
  第二,劃清權力的邊界,該民主就民主,該集中則集中。一說到集權,我們往往把它和“極權”、“專制”、“不民主”等同起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民主是人們向而往之的東西。但是,這不等于說,只要發展民主,就要在政治活動的全部過程全部細節上都體現民主。相反,濫用民主方法,不但使政治體制運作混亂,也使民主的價值令人懷疑,是發展民主之大忌。
  舉授權為例。授權是權力運行的第一個環節。授權環節的民主是其他所有民主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由此認為所有的授權都必須是民主的,那就錯了。民主的常識告訴我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人民通常通過把權力委托給官員行使。因此,從總的方面講,官員的權力來自公眾,這是正確的。但是,在人民把權力委托給官員這個總的框架下,具體的委托方式卻因權力的性質不同而不同。人民(或他們的代表)直接把權力委托給他們的那部分人,從人民或人民代表那里直接獲得授權。在這個授權過程中,作為多數的公眾,讓渡出了自己擁有的一部分權利,這部分權利便從多數人手里轉移到了少數人手里,變成了公共權力。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什么樣的人掌握權力,怎樣保證這些人能夠按照約定使用權力而不濫用權力,都是公眾不能不過問的事情。正因為此,在正常的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最普遍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公眾通過選舉選出掌權者,來完成這一權力授受和轉移的過程。我們把它叫做第一種授權,或叫做民意授權。
  掌權者獲得授權后,便開始行使權力。掌權者不能單槍匹馬地去做所有事情。他們必須組織力量,設立機構和部門,把一部分權力委托給這些機構、部門和工作人員,讓他們各司其責,發揮應有的職能和作用,以實現掌權者向公眾承諾的目標。在這里,又發生了一次授權的過程。但這次授權不是掌權者交出權力便沒有了權力,而是分權;不是多數人向少數人授權,而是少數掌權者向下、向相對多一些人分權。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保證權力發揮最大效力。我們把它叫做第二種授權,或叫做行政授權。在這種情況下,掌權者對那些執行者自然應當有選擇權、決定權和認可權。
  從手段和方法上講,這兩種授權的區別就在于,第一種授權應該由公眾說了算,即民做主,或說應采用“民主”的方法;第二種授權則由領導者說了算,用約定俗成的說法,可以叫做“集中”或“集權”的方法。
  在我們的實踐中,這兩種授權長期都是被混淆了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管那種授權,我們都采用任命或變相任命的方式,結果發生了鄧小平所說的“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改革開放以后,圍繞克服這種弊端,我們進行了大量探索。遺憾的是,在相當一段時間的探索中,我們依然沒有弄清楚這兩種授權的性質,而且往往把應該充分發展民主手段來解決的民意授權放在一邊,在更多地應當用集中的手段來解決的行政授權上尋找“民主”。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正職依然實行任命、副職卻實行“民主推薦”;部門負責人不采用任命方式,而采用民主推舉方式產生;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組成專家團、組織群眾測評,選拔出來的卻只是個部門副手;等等,結果反使授權關系紊亂,相當程度地造成了“民主不夠,集中也不夠”的現象,招致了人們對民主的不信任。其實,在完成民意授權之后,無論從執政效率來講,還是從執政技術來講,都應當賦予執政者以更大的權威。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國家,更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我贊成“精英治國論”,主張建立一個集權于民主基礎上、黨內精英群體之中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全新的權威體系。
  三、當前發展黨內民主的思路
  根據上述原則,我對當前發展黨內民主的思路有如下設想。
  第一,建立一個超越所有部門的、從全黨、而不是從黨的一個部門的角度來考慮下一步政治體制改革和黨自身改革的機構。這個機構的職責,不是要設計一套詳盡的、對全國各地方各黨組織都適用的改革方案,而是理清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為改革提出一個基本框架,為各種創新嘗試劃出比較清晰的邊界,并負責對各種改革試驗進行評估。由中央來統籌整個改革,可以有效地防止改革的無序化,為各地的創新嘗試提供明確的導向。應吸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中部門立法帶來消極后果的教訓,防止在黨內出現類似情況,確保該機構的出發點是全黨大局,而不是部門利益,是一個超越部門利益的改革設計、籌劃機構,而不是一個各部門討價還價的利益博弈場。
  第二,系統地思考發展黨內民主的問題,在授權、決策、用權、監督各個環節全面推進民主,形成良性互動。28年前開始的改革,到今天已經進入了深層次發展的階段,或如人們所形象比喻的,“進入了深水區”。這一階段改革中遇到的問題,涉及的都是牽一發而動千鈞的根本性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很難再像以往改革一樣,尋找某個“突破口”。相反,應當從系統的角度,統籌安排各方面的改革,以圖形成良性循環、互動共進。發展黨內民主,亦是如此。當然,在各個環節上,改革又可以有所側重。
  例如,在授權環節,改革的重點是完善黨內選舉制度,特別是縣、鄉一級的黨內選舉制度。選舉是我們黨的章程中早有規定的要求。但是,之所以至今仍是個問題,屢遭人們詬病,一方面是因為,恰恰是對那些和黨員、群眾直接打交道的干部和官員,我們往往更多地實行的是由上面說了算(包括任命制,書記提名制,全委會票決制等)的機制,難以從制度上保證他們在向上負責的同時也向下負責;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我們的選舉設計中,往往忽略了廣大黨員和代表的選擇權。選舉的要害是選擇。沒有選擇,就沒有選舉,就是假選舉。如果我們設計的制度以剝奪黨員和黨員代表的選擇權為前提,這個制度肯定是不科學的。所以,在縣、鄉一級黨組織中,應當以切實落實廣大黨員和黨員代表的選擇權為核心,重構黨內選舉制度。至于更高層次的選舉怎樣進行,并非當務之急,可以先放一放,本著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探索。
  在決策和用權環節,改革的重點在于建立使廣大黨員、干部都能參與到黨的重大問題決策中來的機制。黨員是黨的真正主人,是黨的活動的主體。但是,這種主人和主體的地位,由于黨內活動中目前依然濃厚的神秘主義傾向而難以體現,黨員也普遍缺乏認同感。我們不主張事無巨細都要黨員來參與,但事關黨執政和自身建設的路線和大政方針的問題,如黨的綱領,黨的年度大事,黨委向代表大會所做的工作報告,還有黨組織帶到代表大會上去的規劃、國民預算建議等,都應在相應組織的全體黨員中進行討論。黨的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應為與會代表充分討論重大問題留出足夠的時間。經過全黨參與確定下來的決策,在執行過程中應盡可能保持公開、透明,使廣大黨員和公眾隨時有機會對執政黨政府的施政進行評判。
  在監督環節,改革的重點在加強自下而上的監督。人們往往籠統地把黨內監督納入黨內民主的范疇,這是不對的。其實,和前面所說的權力授受的兩種情況相對應,監督也有兩種: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自下而上的監督。盡管兩種監督都非常重要,都屬于對權力的監督,不可偏廢,但只有后一種監督才可以算作黨內民主的一部分。自上而下的監督,或叫行政監督,實質在于加強上層權力,而非加強民主。我們比較習慣的做法是,一強調監督權力,就強化自上而下的監督。殊不知,在缺乏黨內民主的前提下,這種監督越強,權力上收的力度就越大,權力所受到的約束就越弱,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層次也越高,程度越烈。防止出現這種情況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自下而上的民主的監督。
  第三,在不同的地區,劃出一些條件適合的地方,進行改革政治體制和發展黨內民主的試點。無可否認,我們的民主政治在不斷向前探索,并且取得了顯著成果。例如這次換屆選舉中擴大民主的一些做法,地方和基層還是普遍贊成的。但是,也應當承認,和廣大黨員、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相比,和遏制用人腐敗的迫切需要相比,這些舉措還遠遠不夠。即使在這次換屆中,也出現了不少跑官要官、賣官鬻爵的現象,有的甚至是剛走上新崗位,以前的腐敗行為就東窗事發,在群眾中造成了極壞影響。所以,改革不能停留在目前階段,不能滿足于已有的進展,仍需繼續深入推進。
  推進的辦法,就是在全黨全國面上有序進行的同時,有計劃地開辟一些試點。試點可以根據自愿申請的原則,由中央統一規劃。在試點內,允許根據改革的需要,對現有規定乃至黨章的條款有所突破,其他地方則暫不允許效仿。近年來已經進行了這類嘗試的地方,可以經過評估,列入試點。由中央的上述專門機構指導試點的工作,然后在試點基礎上積累經驗,加以總結,作為修改現有黨規黨法的依據,再出臺新的制度和規范,在全黨全國實行。
  四、克服對發展黨內民主的畏懼心理
  改革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總會有風險。不冒任何風險、沒有任何陣痛就能解決改革遇到的一切問題,是不可能的事情。問題在于,這些風險到底有多大?我們可以聽到各種說法,如:黨內民主必然導致黨內競爭,而黨內競爭必然使黨內不可避免地出現派別化;黨內競爭進而鼓勵黨外競爭,而黨外競爭的結果就是多黨制;在黨內派別和多黨制的兩面夾擊下,整個中國必然散沙一盤,內亂四起,中華民族便大難臨頭了。這樣一演繹,發展黨內民主似乎只能把我們帶進一個兩難的境地,像有人說的:“改革亡黨,不改革亡國”。發展黨內民主真的有那么可怕嗎?恐怕不是如此。
  第一,黨內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多黨制。在一些人看來,民主既然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社會就必然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如果發展民主,就意味著這些群體都有表達自己利益的機會,其結果,就是這些群體紛紛建立自己的政黨,民主也就必然演化為政黨間的競爭。所以,多黨制是發展民主的必然歸宿。這一說法的邏輯結論是:中國不能搞民主,搞民主只能導致共產黨喪失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抱著這樣的觀點看問題,自然會對各種發展民主、包括推進黨內民主的嘗試憂心忡忡。
  民主和多黨制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問題。毋庸諱言,在西方模式中,民主確實是和多黨制聯系在一起的。各個政黨在選舉中進行競爭,通過爭奪選票,獲得執政權,是西方民主的一大景觀。但是,由此認為民主必然導致多黨制,在邏輯上卻經不住推敲。因為這一邏輯的支撐點是:政黨代表特定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各社會階級(或階層、集團、群體)的利益不同,所以只能由不同的政黨來代表;社會階層越來越多元化,因此政治體制必然體現為多元化。這種把政黨和社會階級簡單對應的思維是不符合實際的。
  在實踐中我們看到,政黨和階級(階層、集團、群體)之間呈現的是多樣化的組合。并非一個政黨只代表一個階級,也并非一個階級只由一個政黨來代表。有時一個政黨代表多個階級,甚至有可能把社會上的各主要階級、階層和集團都囊括進來。例如有70
年執政歷史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就是把工人、農民、有產者、士兵都納入自己的隊伍。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可能有好幾個政黨都代表一個階級。事實上,無論是在工人階級內部,還是在資產階級內部,都曾經出現過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同時存在、平分秋色的狀況。有趣的是,在政黨政治史上,一個政黨對應地代表一個階級的情況反倒比較罕見。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自然很復雜,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政黨以取得政權為目的,而取得政權的一個前提條件是獲得社會多數的支持。所以,政黨通常會盡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社會基礎,傾向于使自己有更廣泛的代表性,而不會為了保持自己的所謂“純潔性”便聽任自己離權力中心越來越遠。尤其今天,能不能反映更多社會階層的利益,已經成了關系政黨盛衰興亡的大問題。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政黨所能表達的利益面越寬,它的基礎就越強大;代表的利益面越狹窄,它的影響力就越小。
  值得注意的是,最明顯地反映這種傾向的,恰恰是在實行多黨制的西方。這自然是因為西方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經開始進入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的緣故。由于各類政黨都不得不體現中間階層的訴求,造成了西方所謂“包容性政黨”(有學者譯為“全方位政黨”)的出現。這使得各政黨的主張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甚至有學者認為,類似美國兩黨這樣的政黨,實際上已沒有什么差別,只不過在定期采納對方的綱領。也正因為此,人們也越來越普遍使用“全民黨”的提法。許多學者都認為,政黨之間缺少實質性的差別,才是西方政黨政治發展遇到的大問題。我們盡可以批判“全民黨”的觀點,但我們確實無法得出社會分層多元化必然產生多黨制的結論。我們承認,多元化的社會階層要求比以往更加寬廣、更加通暢的表達渠道。但是,一種政黨體制是否立得住,恰恰取決于它能不能適應這種要求,而不是采用多黨制的形式,還是采用一黨制的形式。即使是多黨制,如果不能為民眾提供足夠的渠道,同樣會面臨危機;反過來,如果能夠滿足這種要求,一黨制又有何不可?
  所以,發展民主并不必然導致多黨制。一黨制條件下同樣可以發展民主。
  第二,黨內民主也并不必然產生派別。認為黨內民主會促使產生派別的依據是:民主意味著讓民眾在不同的人和主張之間進行選擇,這將導致各種持不同主張的人物之間的競爭,從而為派別的存在提供了土壤。不能說這種觀點毫無道理。在以往社會階級緊張對立的條件下,各種觀點、主張之爭實際上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因此,這些觀點、主張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綱領都帶有很濃厚的階級色彩。問題在于,在今天,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在當今世界,中間階層正在成為社會的主流部分。這一方面導致了社會階層高度多元化,另一方面,又使各階層相互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正是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所有影響力強大的政黨都不再是意識形態上非此即彼、鮮明對立的格局,而是關注更加實際的發展問題。例如,過去左翼總是站在支持計劃經濟的立場上,右翼總是站在主張市場經濟的立場上,左翼總是強調公平,右翼總是強調保護個人積極性,兩者可說是涇渭分明。現在的情況則是,幾乎所有的政黨都在探討如何實現計劃和市場的結合,公平和效率如何兼顧。彼此對立的政治綱領只能招致公眾的反感,失去支持。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任何一種能夠貫穿始終的、只適合于一類政黨、而不適合于其他政黨的主張和綱領。政黨之間尚且如此,一個政黨內部個人之間的競爭更沒有這種對立的必然性(人為的因素除外)。在共產黨這類組織嚴密的政黨內部,只要制度建設跟得上,派別現象完全可以有效地得到防止。
  當然,需要指出的另一點是,(以下為新寫的)這里所指的派別,是按照列寧的思想嚴格定義的那種派別。1921年,在國際帝國主義包圍的嚴峻形勢下,為了防止黨內分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黨的十大上通過了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在列寧起草的決議中,他把派別定義為“具有特別的綱領,力求在某種程度上自成派別和規定自己的集團紀律的集團”。這里面實際上包括了判定派別的幾個主要條件:第一,有特別的綱領;第二,規定自己的派別紀律;第三,主觀上認定自己是一個派別。雖然列寧沒有講這幾個條件是選擇條件,還是必要條件,但從他的定義本身看,三個條件應當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作為佐證,列寧本人對派別問題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實際上當時沒有把任何不同意見作為派別來處理。只是從斯大林以后,給黨內不同意見隨意扣上“派別”帽子的做法才流行起來,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為慘痛的教訓之一。實踐表明,把黨內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都歸結為派別斗爭予以壓制,造成高度統一的假象,并不能說明黨的純潔,而只能削弱黨的活力和戰斗力。
  第三,黨內民主更不必然影響集中。如前所述,民主固然有讓更多的人參與決策、因而一定程度上影響決策速度的一面,但是,歸根結底,民主是用來加強黨執政和自身運轉的合法性,用來加強執政黨的權威的。人們之所以從我們前一個時期有限的民主實踐中產生民主影響集中的顧慮,恐怕主要是因為我們搞亂了民主的邏輯和界限,在不該民主的地方濫用民主。只要厘清了它們的關系,民主和集中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科學。
  五、發展黨內民主的后續問題
  我們黨是執政黨。所以,發展黨內民主,不僅對強壯黨的肌體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更科學、更好地執政,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都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黨內民主的發展,將進一步推動與執政有關的若干問題的解決。
  (一)通過發展黨內民主鞏固和健全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
  西方國家經常非議我國政治制度的地方,就是認為我們的制度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制度,是以一黨意志強加于全民之上的制度。我們當然不會因這些說辭而放棄一黨制、推行西方多黨制。但是,光有這種清醒還不夠。還應當進一步思考:為什么多黨制能使西方人站在強勢位置上抨擊我們?為什么無論是蘇聯、東歐,還是非洲、拉美乃至亞洲,在經歷了政治發展的曲折之后,都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多黨制?這至少說明,多黨制是有生命力的,而這種生命力,蓋源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政黨政治規律性的反映。我們決不照搬多黨制,但在我們的體制設計中,也應當反映出這些規律性的東西。比如,如何體現人民的自由選擇?如何把黨的意志科學地轉化為公眾的意志?可以這樣說:如果在維持一黨制不變的同時,又能使這些原則得到比較完整的體現,我們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鑰匙。
  近年來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受到較多關注,或許正和這一點有關。因為新加坡既保持了一黨長期執政,又避免了以黨代政、集權專制的嫌疑。在其他國家,這兩者往往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考察新加坡政治體制運行的情況,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多黨制所要求的基本原則,在這里是得到了體現的,如代表最廣大公眾的利益,接受公眾的選擇,吸納最廣大人群的參與,對權力的運作和掌握權力的人的行為進行監督,等等。和西方國家的區別在于,在新加坡,所有這些規則不是通過政黨之間的博弈來實現,而是主要通過執政黨的黨內協調來實現。
  在我國,發展執政黨的黨內民主,是達到上述狀態的最現實可行的路徑。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強調發展黨內民主,歸根到底,就是要通過發展黨內民主,來彌補一黨制的先天不足造成的缺憾,找一條不通過多黨制模式也能解決問題的道路。
  (二)在扎實的黨內民主基礎上解決黨政關系
  在有了比較完善的黨內民主制度之后,我們就可以進而解決黨政關系問題了。
  應當承認,近年來對黨政關系的探索似乎陷入了一個怪圈:如果繼續沿著現有的黨政分開(以黨的書記和行政首長兩個職務分開為標志)的思路走下去,不但黨政關系的矛盾無法解決,嚴重影響執政效率,而且越來越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發生沖突。但如果把兩個職務完全合并在一起,又怕回到過去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一元化領導舊模式,并且明顯違反了鄧小平的思想,給反對改革的人以太多的口實。
  黨政關系這種扯不斷、理還亂的狀況,根本原因還是由于授權關系的混亂:從名義上講,政府的權力是人民(通過他們的代表機構)授予的,但實際上卻掌握在上級黨組織手里。同時,上級黨組織又不能把權力交給一個班子,而是同時(當然不是平等地)交給四套班子。于是,誰該向誰負責的問題便被弄得混亂不堪。發展黨內民主,首先是理順黨內的權力授受關系,最終將使這種混亂的關系得到改變。
  建立在良好的黨內民主基礎之上的黨政關系的前景應當是:一方面,應當強化黨向政府滲透的力度,不再把黨的職務和政府的職務(特別是主要領導的職務)人為地、刻意地分開,而是黨把自己最優秀的分子推薦給公眾,經過他們選擇,輸送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去,真正執掌權力;另一方面,黨組織不再作為權力的直接掌握者,和政府爭當行使權力的主體,而應當恢復作為政治組織的本來面目,充當人民控制政府、監督政府的工具,充當人民與公共權力聯系的橋梁。這樣,執政黨的影響無所不在,但政府運行的邏輯是民主的:人民授權,人民用權,人民監督權力的行使,人民享受運用權力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好處。此即“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到了這時候,我們就有資格理直氣壯地說,人類曾提出的一系列關于民主的美好期待和憧憬,我們正在做到。我們的制度是最能體現民主精髓和本質的最科學最有效的制度。
  (三)按照政府運作規律對黨政關系進行梳理
  僅僅明確黨政關系的走向還不夠,梳理這一關系的方法也須科學。回顧前些年對黨政關系進行的探索,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我們并非按照政府運作本應遵循的規律和邏輯去思考,而更多地是把黨在戰爭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大量做法合理化、絕對化,把它們當作“中國特色”,要求政府的運作服從這一“特色”。這是一個必須跳出來的認識誤區。梳理黨政關系,不是以現有的格局作基礎進行微調,而是要按照公共權力的自身運作規律來設計政府的運作。政府運作有它自己的規律。政黨天生肩負控制政府的使命,這毫無疑問;但是,這種控制不能離開政府運作的規律,更不能通過破壞這種規律來實現。這是理順黨政關系必須堅持的原則。
  在這方面,企業改革中對黨企關系、政企關系的梳理可以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普遍采用的梳理黨企關系的方法是:按照市場經濟自身規律的要求來推進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然后再設法體現“中國特色”——按照企業發展的需要對企業黨組織及其活動進行定位。這一思路是符合企業發展規律的。有的同志擔心,用這樣的方法來梳理黨政關系,是否會像在相當一部分企業中出現的那樣,造成黨的領導弱化、黨組織邊緣化的后果。這種擔心沒有必要。實事求是地說,企業是經濟組織,企業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擔負的那種政治和社會職能被弱化后,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如何在其中展開工作,的確是很大的難題。但是,政府不一樣。政府及其運作是政治的基本內容。黨就是政治組織,它存在的理由首先是參與政治、控制政府。企業離開了政黨可以運作,現代政治的運作卻根本無法離開政黨。這兩種情況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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